8月13日今天最新相关报道 四百万乌克兰人返乡他们怎样了:有人冒着风险装修新家，有人抓紧结婚，只因“人生只有一次”

俄乌战争进行到第六个月，穿越边境离开乌克兰的人达到创纪录的1035万，但随着大部分地区局势和缓，回到故土的人也超过了427万人。

他们为何在战争还没结束时就选择回来?在《凤凰周刊》对话的当地返乡者中，有人单纯因为想家，有人是为了完成学业，有人习惯不了西欧的生活，有人在逃离过程中耗尽积蓄，还有人要完成进行到一半的装修……无论如何，他们都在试图将生活拉回原来的轨道。

而在乌克兰4400万人口中，离境与返乡者也只是少数——据人道援助团体统计，截至今年7月底，该国仍有超过620万人在境内流离失所，60多万人或将因冲突再次背井离乡。人员的流动是汇成这场战争洪流的水滴，但对于身处其中的那些活生生的人来说，仿佛经历了一场漫长的噩梦。漂泊之人想要回家，破碎的生活总要重建——世上的人莫不如此。

习惯和战争共处

8月的基辅天气怡人。卡特里娜(Kateryna)在乌克兰一家国际发展组织工作，她的办公室位于市中心，下班后，她有时会先走上几站地铁的路程，途经国立歌剧院和欧洲东部第二大河第聂伯河。这是她上大学时就爱走的路线，“过去每当我心情难过的时候，就会来这里走走。很治愈。”

工作后的卡特里娜依然如此——每天能在路上见到同一栋楼里的白领，即使她不认识他们，心里也觉得很熟悉。

但当离开基辅两个月后再回来，卡特里娜发现，原本熙熙攘攘的街头空旷了很多;平日灯火辉煌的歌剧院，如今因为宵禁只能白天演出，到了晚上总是门庭冷落;那些眼熟的白领也逐渐回来上班了，但因为战争爆发后油价上涨，街上多了不少骑自行车或踩着滑板车的人。

7月21日，一名女子从基辅国立歌剧院门前经过。经过三个月的歇业，歌剧院从5月22日起恢复营业。

上班时，卡特里娜时不时会收到手机发送的空袭警报。她说，有时正专注工作，警报声会扰乱思绪。该警报来自乌克兰自己研发的手机APP，是为了防止室内的人们听不到外面的警笛。“每当有空袭威胁，办公室的所有手机都会响起来，声音很大、很夸张。渐渐地，我们也不会一听到警笛就躲起来，因为早就习惯(警报)了。”

不过自7月下旬开始，基辅的警报变得频繁起来。卡特里娜记得有一天，警报从凌晨4点开始不断响起，一直到中午才结束。她向《凤凰周刊》解释道，每当有炮弹经过基辅州的领空，警报就会被拉响，直到它飞出该州，警报声才会停止。这意味着，警报响起不一定代表就会遭遇空袭，人们需要等待后再做判断。

平日里，较受空袭警报影响的是公共交通：一旦警报响起，正在运行的地铁必须停下来等待警报解除，“如果拉警报时你停在了交通方便的地方，还能换一种交通工具前往目的地，不然只能原地等待。”她算了算，平日里40分钟的路程现在可能要花上两个小时。

玛丽亚·布罗曼斯卡(MariiaBuromenska)住在基辅郊外，让她感到心里发毛的，是年仅两岁的儿子学会了“警报”这个词——最近他常常在家里走来走去，嘴里念叨着“警报、警报”。玛丽亚觉得儿子并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，她也希望儿子永远不要明白。

玛丽亚是6月下旬回到基辅的，据她观察，空袭警报平均每天有两三次，大多在夜里甚至凌晨时响起。玛丽亚告诉《凤凰周刊》，一些朋友受不了半夜被惊醒，干脆删掉了这个APP，“他们觉得，如果夜里发生空袭，即使听到警报也来不及躲，不如好好睡一觉，还戏谑说‘如果老天要我死，那就死吧’。”

今年1月，玛丽亚和丈夫买下现在住的房子。那时房子还是毛胚，需要做墙壁、地板和天花板，但硬装刚刚做好，战争就爆发了。她和丈夫带着孩子逃到临近匈牙利边境的乡下，在一间度假屋里住了四个月。

回到基辅后，她再次雇佣工人完成装修。7月时，她和家人搬进了新家。虽然橱柜仍没装好，卧室还没有门——玛丽亚定制的门要从中西部的文尼察发货，但在7月14日，这座城市遭遇了一次袭击。所以，工厂至今没能把门运出来。

玛丽亚将新房打造成了波西米亚风格。“我知道这听上去一定很蠢，战争时期，竟然还有人把所有资产拿去买房、搞装修。与此同时，电视每天播报今天又有多少人死去，随时都可能有一颗导弹落在你的街区。”她坦言。

6月下旬时，玛丽亚还在思考客厅的沙发样式，并去商场看了实物，“这种感觉很魔幻，我们好像生活在乌托邦”。但思考装修方案时，她能将思绪从现实中抽离出来。她认为自己搞装修、雇工人是在给国家经济增加活力、创造就业，“如果大家都把钱藏在枕头底下，经济就循环不起来;政府没有税收的话，国家也就没法运转”。

玛丽亚所在的地方距离被严重损毁的布查和伊尔平只有十几公里，但好在没受到太多摧残。回家后，她发现大部分的邻居和朋友都回来了。现在去公园散步，总能遇到邻居;小区的运动场上，孩子们在开心地玩耍。

玛丽亚说，基辅的郊外依然宁静而美丽，只是外围有俄军存在。“外面的人可能觉得，战争都像影视中的那样，战场一片灰暗，炮火后一切化为灰烬;或是觉得乌克兰肯定没有网络、没有通信，买不到食物。”她解释说，“但现代战争不是那样的。我们照常生活、买菜做饭，去商店购物、喝咖啡，只是随时可能会有一颗导弹落在头上。”

玛丽亚觉得，这场战争可能会持续多年，但“人生只有一次”，生活必须继续。她知道所有回来的邻居都和她一样，做好了心理准备，“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，但我会接受，因为这是我的选择”。

在自己的国土上流浪

玛丽亚是第一批离开基辅的人之一，因为她早预料到这一天的到来。

今年2月24日凌晨5时，沉睡中的玛丽亚被炮火声惊醒。一小时后，玛丽亚全家带着一只狗和两只猫，匆匆离开了基辅。她说，幸亏自己提前收拾了一些行李，包括重要证件、婴幼儿用品，还有一些药品和方便面，因为她想过预案，知道局势混乱时可能买不到食物。

2022年2月23日，战争打响的前一天，俄罗斯驻乌克兰大使馆在撤离其工作人员。

这是玛丽亚第二次“背井离乡”——于她而言，俄乌战争早在2014年就打响了。玛丽亚是来自乌东顿巴斯地区的乌克兰族，2014年时因参与反对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的运动，她的个人信息被当地亲俄人士四处传播，后者甚至威胁她和她的家人，还声称要杀死她。她意识到顿涅茨克不再是容身之所，便离开家乡来到基辅定居。

2021年底，当俄罗斯大军压境、泽连斯基和西方各国领袖接连发出战争警告的时候，她便做好了准备。“有很多人完全没准备，因为他们不肯接受这个丑恶的事实。但我知道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”

离开家后，玛丽亚先是住进基辅州一个朋友家中，除了她一家人，还有很多人来此避难。最初几天，那栋老房子接待了超过20个人。没过几天，基辅州遭到俄军袭击，他们决定再往远处走，先在朋友亲戚家借住了一周，后来又到了西南部的边境乡下，在村子里租了一间度假屋。

和基辅相比，乡下的生活相对安全。“那里至今只有过两次炮弹袭击，听说瞄准的都是小型电站，所以没有平民受伤。”玛丽亚说。

在乡下，玛丽亚和丈夫一边远程工作，一边“对付”两岁的儿子——最近的托儿所在20公里外，每天冒风险把孩子送去显然不现实，只能自己带娃。但和其他人相比，她知道自己是幸运的：她和丈夫能远程工作，因此才有钱额外租一间度假屋。

她坦言，“我没法想象那些失去了一切、又没有积蓄的人该怎么办?我的一些朋友曾过着优渥的生活，但因为战争(这些)都消失殆尽了。”

同住在基辅的马克西姆(MaksymYali)至今没有离开首都，但他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营救——今年3月初，位于亚速海边的马里乌波尔激战正酣时，他竭尽全力远程遥控，将母亲和姐姐带出了被围困的城市。

马里乌波尔是马克西姆的老家，他的母亲和姐姐住在城市西郊。那是一片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居民区，矗立着一栋栋苏联时随处可见的赫鲁晓夫式公寓楼。这处房子是他父母在大学教书时分到的。战争爆发后，这里堪称全城最危险的地方——楼房紧挨着一片空地，俄军正是从那里向城市发起炮击。

他向《凤凰周刊》回忆，战争爆发时，他央求母亲尽快离开，却遭到拒绝——彼时基辅遭受的火力远比马里乌波尔要猛烈，没人知道后来局势会急转直下。那时让马克西姆忧心的是，母亲已是78岁高龄，还患有心脏病，连下楼都困难，一旦有空袭发生，她很难迅速转移去地下室。他只好转去一笔钱，让她多囤一些食物和水。

起初，马克西姆让外甥女卡基娅(Katya)每天去家里确认母亲的安危，但轰炸一天比一天猛烈。3月2日，俄军切断了马里乌波尔的电力和通信，外甥女一家想办法逃去了距离马里乌波尔85公里的港口城市别尔江斯克，母亲和姐姐则没了消息。

那时，马克西姆听说城里开始断粮、断水，人们只能去街上取雪、喝融化的雪水。到了3月5日，城里的天然气也被切断了——除非自己生火，否则没法做饭。

马克西姆心急如焚。他花了两周多才联系到一位家住马里乌波尔郊外的司机。但由于当地银行被俄军封锁，马克西姆辗转找到一位村民，让他帮忙向司机支付了现金。

3月23日，司机前往母亲的住处接人，却不见其踪影——邻居告诉司机，此前一段时间，母亲一直睡在被震碎的窗户下面，但夜里温度实在太低，她只好躲去朋友家。

而当司机找到她后，她却始终不肯离开。直到第二天，司机终于劝说成功，带着马克西姆的母亲和姐姐穿越封锁线和检查站，抵达别尔江斯克。那是一座同样被俄军占领的城市，好在当时没遭到攻击。

自那以后，马克西姆又花了两周才找到一位愿意帮助家人撤离的志愿者。4月初，他们从别尔江斯克出发，途经东南部小城扎波罗热，最终抵达第聂伯罗。

出于安全考虑，马克西姆提前让家人删掉了手机和电脑里与他有关的信息。马克西姆是一名国际关系学者，过去时常在欧美乃至俄罗斯的电视频道上发表政见。从别尔江斯克到扎波罗热只有200公里，她们的车却整整走了7小时。果不其然，母亲和姐姐的电子产品在检查站都被搜查了。

抵达第聂伯罗后，母亲、姐姐总算和外甥女一家团聚了。她们在外甥女租的一所房子里安顿下来。马克西姆说，那时全国上空都有导弹在飞，无论是第聂伯罗还是基辅，他想让家人们继续往西走，或者干脆去周边国家，这一建议再次被家人拒绝。毕竟，去一个新的国家生活、学一门新的语言，对78岁的母亲和56岁的姐姐来说实在太难了。

无法融入的异乡

“这是我的国家，为什么要让我走?我就要留下来。”

不是每个人都能像玛丽亚一样果断离开。战争爆发后，卡特里娜的情绪经历了过山车式的起伏，最初的几天，她感到一切都难以置信;很快她开始愤怒，却又感到无能为力。

卡特里娜之前觉得，基辅一定比外面安全，让她离不开的还有自己养的两只猫。当她看到基辅火车站里的人们不顾一切也要挤上火车的照片时，她意识到，带着猫是无论如何挤不上去的。

随着战事推进，卡特里娜听说东部城市哈尔科夫遭到猛烈轰炸，她开始担心基辅也会迎来同样的命运。就在她犹豫的时候，俄军不仅突破了基辅北郊的霍斯托梅一带，还试图从第聂伯河东岸的切尔尼戈夫州和苏梅州方向逼近基辅东郊。

两周后，卡特里娜决定乘坐朋友的车前往西部城市利沃夫。走之前，她专门收拾了一个背包，装上一大袋子猫砂和猫粮，还把两只猫安顿在猫箱。过去她带猫出远门，会提前给猫打好镇静剂，但这一次没来得及。一路上，车走走停停，窗外人流嘈杂，一只猫几乎要心肌梗塞——它窝在箱子里，胸口剧烈起伏，发出凄厉的嚎叫，卡特里娜怎么安抚都没用。她知道这是猫在陌生环境里出现的应激反应。

从基辅到利沃夫的车程通常只要8小时，这一次由于道路拥堵，加上不时要停下来接受盘查，他们花了3天才抵达。

那段时间，利沃夫成了500多万乌克兰人逃往欧洲的中转站。常住人口仅有72万人的这座城市，仅登记在册的新增暂居人口超过20万，城里能住的空房也被一抢而空。

在利沃夫的朋友家借住10天后，卡特里娜还是没能找到合适的住处。3月下旬是局势最灰暗的时候：彼时包围基辅州的激战仍在继续，西方支援的武器还没运抵，远方传来一个又一个城镇被俄军占领的消息。

尽管利沃夫相对安全，但仍属乌克兰境内，每天会响起数次空袭警报。担惊受怕的精神压力和愤怒挤压在一起，让卡特里娜没法集中注意力工作，她决定前往波兰最南端的克拉科夫。

离开基辅时，卡特里娜还穿着冬衣，抵达波兰时天气已开始回暖。离开时她没有带多余的鞋，行李里也仅有几件换洗衣物。她认为自己要不了一两周就能回家，因而打消了购物的念头。“当时我不想添加行李，而且基辅家里什么都有，为什么要买新的?”

在波兰的每一天，卡特里娜都带着这种焦虑的情绪生活，她一边工作，一边谋划着回国。但等待却没有尽头：好几个周末过去了，她还是没能走成。

当卡特里娜决定动身之际，周围的人都劝她三思——那时基辅的局势远谈不上稳定。就在她抵达前夜，基辅西边大学城一座25层高的公寓楼遭到炮击。但她还是毅然决然地要回家。

从克拉科夫前往基辅，直线车程约11个小时，当卡特里娜乘坐的巴士驶入乌克兰境内，每隔一会儿就有乘客下车，导致整体时间远比她想象的要长。

回家后，她发现周围的人“一拨又一拨”回来了：两个多月的流离失所让很多人耗尽了积蓄，她自己也不例外——在克拉科夫，因为大批乌克兰难民的拥入，当地房租翻了两倍多。她一边要支付当地昂贵的租金，一边还交着基辅的房租，自己的收入已难以为继。

和那些漂泊无定的同胞相比，在基辅某大学中文系读研的乌克兰女孩安宁要幸运不少。今年2月底，安宁和家人从基辅几经辗转来到捷克。在布拉格换了两个住处后，她得知有位法国老人愿意接收乌克兰人，一家人便从捷克前往法国图卢兹——这位独居老人曾游历非洲、南美洲和东南亚，家里有两个空房可以住人。

安宁说，那位法国老人特别善良，即使语言不通，也会帮她家人搞定各种生活琐事，“他说，我们想在他家住多久就住多久”。相比之下，随着战争持续，她听说一些在法国避难的乌克兰人被房东暗示“赶紧走”，也有当地人抱怨“廉价的乌克兰工人”抢了自己的工作。

即便如此，安宁依然不习惯图卢兹的生活：她不会说法语，因此无法和当地人沟通;办事流程繁琐，看病等待太久，饮食也不习惯。

6月下旬，安宁决定一个人提前回国。她从图卢兹飞到波兰的克拉科夫，随后乘坐大巴穿过波乌边境。在大巴上，安宁发现自己不是唯一不适应西欧生活的人。邻座的乌克兰女士此前在德国避难，她向安宁抱怨在德国生活的种种不便：因为不了解当地法律，她把10岁的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，导致孩子被照护机构带走;她既不会德语，英语也不好，找工作、给孩子找学校都不是易事，无奈只好回家。

安宁遇到的那位女士并非个例。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，截至今年8月9日，超过632万乌克兰人在欧洲登记为难民。该机构7月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，90%的乌克兰难民是妇女和儿童，其中40%在现金流、就业或住宿上有困难——青壮年男性由于征兵规定不得离开乌克兰，带孩子的母亲们不得不独自承担整个家庭的责任。

目前暂居德国东部莱比锡的IT工程师安娜(Anna)就是其中之一。安娜告诉《凤凰周刊》，她的职业让她和女儿生活无虞，但对其他人来说，在德国融入的最大障碍是语言，尤其如果连英语都不会，可能难以找到比美容师、厨师等更体面的工作。她去过一次劳务市场，却发现那里给乌克兰女性准备的工作大多是照顾老人的护工。

今年春天来到莱比锡后，安娜用了一个月时间为女儿搞定了当地小学的入学名额。她原本想等女儿放暑假时带她回国，但就在6月底，通往她家乡中部小城切尔卡瑟的一座大桥遭遇炮击，导致1人死亡。

收到丈夫发来的消息后，安娜决定推迟回国的计划，接着开始申请当地住房。但德国政府的办事效率实在令人汗颜，她申请的租房合同等了整整一个月都没批下来。对于未来，安娜说，“情况还不太明朗，希望秋天能回家吧。”

安娜在莱比锡的暂住处做了乌克兰的红菜汤，还种了一盆薄荷。安娜说，夏天女儿用薄荷叶子冻了冰块。

悬而未决的生活

卡特里娜4月底返回基辅时，从日托米尔斯卡州前往基辅的高速路段已经重回乌军的控制之下。沿途的村庄，不少民房、医院都被炮火摧毁，这也是她第一次直观感受到战争带来的残酷。

回到基辅的家中，卡特里娜试着点了一份常点的比萨，欣喜发现餐厅和外卖员均已复工。第二天，她去了一家熟识的酒吧，发现它恢复营业已有一周，连菜单都没变。她笑称，“能点到比萨和去酒吧，这两件事让我感到‘真的回家了’。”

在酒吧里，卡特里娜听老板讲述了战争期间的“壮举”——酒吧老板作为志愿者，不但给周边的医院和军队提供免费餐食，还用酒吧的地下室收容了员工的亲友、宠物和周边居民，据悉有50多个人在地下室住了45天。

卡特里娜相信，战争中所有乌克兰人都经历了同一个过程：从难以置信到不知所措，从愤怒恐惧到接受现实，最后化为动力，那就是想为别人做些什么——在利沃夫时，卡特里娜也曾在一家非政府组织(NGO)做志愿者，为其他难民拣选、分发食品、衣物、玩具等人道主义物资。

她回忆说，当时她的加入让团队其他同事们很惊讶，因为她是唯一一个基辅人，“他们问我，你是基辅来的，不应该等着领救济吗?我说，我什么都不缺，来帮帮大家，我心里才能好受些。”

卡特里娜还整理了一个急救包，包里装着几件衣服、急救用品和一些食物。她坦言，经历了过去几个月，她发现日常生活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物品，“只要人活着，工作可以再找，钱可以再挣，但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”。

最明显的变化，她舍弃了以往追求精致的生活方式——以前她爱穿小裙子、高跟鞋，时刻保持优雅白领的样子，但现在每天都只穿舒服的鞋子出门。战争爆发以来，同一双球鞋她已经穿了5个月。“我保持着‘随时要跑’的状态，万一又发生什么呢?”卡特里娜说，自己还学会了活在当下，“我只计划今天和明天要做什么，不去想太长远的事情”。

也有人下决心抵抗这种不确定性。今年前五个月，基辅州的婚姻登记数达到了创纪录的9120对，几乎是去年同期的9倍。7月下旬的一天，《欧洲新闻》在基辅一个婚姻登记处得知，有40对年轻人当天喜结连理，其中一对年轻夫妇说，两人曾经模糊的结婚念头在经历了巨大动荡后变得清晰起来。登记后，年仅25岁的新郎便启程去前线参战了，新娘更是只有22岁。

“在战争期间，结婚是最勇敢也最困难的一步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，那不如现在就结婚吧。”夫妇俩说。

回家，回家

随着战争的持续，玛丽亚曾经的移民想法也烟消云散。

玛丽亚热爱旅行——高中时她曾作为交换生在美国求学一年，从那时起她便体会到“生活在别处”的乐趣。成年后满世界旅行的感觉更让她感到上瘾，“我喜欢在不一样的地方生活、结识不同的人。”但这不妨碍她认为乌克兰是“世界最好的国家”。她连用6个词来形容祖国——一个“了不起、伟大、进步、现代化、安全且美丽”的国度。

“我愿为了乌克兰献出生命。但我知道，每个人的爱国程度不一样，我年幼的儿子是否也要经历这一切呢?”为了家人，玛丽亚想过带着儿子和父母远走加拿大——按照规定，战时她的丈夫不得离境，但她知道，只要忍受一年的骨肉分离之苦，就能和丈夫团聚。

“但现在我意识到，去了加拿大一定不会开心。”玛丽亚说，比起加拿大的免费教育和医疗等所谓“福利”，她更在乎的是“归属感”，“我再也没想过离开的事”。

在被战争洪流席卷的上千万人中，像玛丽亚、卡特里娜和安宁这样能回家的人仍是少数。根据联合国难民署7月13日发布的调查，16%尚留在周边国家的乌克兰人打算回国，但大部分人没想好何时动身，少数人只希望回家探亲，或是帮助亲属离开——这意味着，现在还不能对难民的返乡趋势下定论。而在过去一个月，仍有近200万人离开乌克兰。

该调查发布三天后，几枚巡航导弹袭击了第聂伯罗一座航天工厂和附近的街道，造成3人死亡、10余人受伤。

8月9日，第聂伯罗市，一个小贩坐在街边，旁边是用沙袋搭建的掩体。

“因为这样，在第聂伯罗生活了三个多月的外甥女一家决定带着孩子们去波兰。”马克西姆说，“孩子们被吓到了。”但他的母亲依然渴望回家：她想回家遛狗，见她从小就认识、至今还健在的朋友们。

马克西姆听说，在马里乌波尔，邻居家的楼房被一颗炮弹击穿，一直打到地下室，他小时候居住的街区更是“整个被抹去”;城里状况依然糟糕，只有一些地区恢复了水电，人们要排队几小时去领饮用水和食品;更何况，一旦回到马里乌波尔，公共交通只能通往俄罗斯和俄军占领区域。

马克西姆说，最近有一阵子没听母亲提起回家的事，“因为她知道我的答案。她只会偷偷和我姐姐说”。

马克西姆的手机里存有两张母亲的照片：一张摄于一年前的生日，那时的母亲妆容优雅，金色头发还精心烫了卷;另一张摄于今年逃离马里乌波尔后，母亲当时遭受了严重的精神创伤，仿佛一夜之间老了15岁。

对马克西姆来说，如今唯一的好消息是——当外甥女一家前往波兰后，第聂伯罗的公寓会空出一个房间。这意味着时隔近6个月，他终于能见到母亲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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