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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月13日今天最新相关报道 四百万乌克兰人返乡他们怎样了:有人冒着风险装修新家,有人抓紧结婚,只因“人生只有一次”

2022-08-13 13:26:56
导读 俄乌战争进行到第六个月,穿越边境离开乌克兰的人达到创纪录的1035万,但随着大部分地区局势和缓,回到故土的人也超过了427万人。他们

俄乌战争进行到第六个月,穿越边境离开乌克兰的人达到创纪录的1035万,但随着大部分地区局势和缓,回到故土的人也超过了427万人。

他们为何在战争还没结束时就选择回来?在《凤凰周刊》对话的当地返乡者中,有人单纯因为想家,有人是为了完成学业,有人习惯不了西欧的生活,有人在逃离过程中耗尽积蓄,还有人要完成进行到一半的装修……无论如何,他们都在试图将生活拉回原来的轨道。

而在乌克兰4400万人口中,离境与返乡者也只是少数——据人道援助团体统计,截至今年7月底,该国仍有超过620万人在境内流离失所,60多万人或将因冲突再次背井离乡。人员的流动是汇成这场战争洪流的水滴,但对于身处其中的那些活生生的人来说,仿佛经历了一场漫长的噩梦。漂泊之人想要回家,破碎的生活总要重建——世上的人莫不如此。

习惯和战争共处

8月的基辅天气怡人。卡特里娜(Kateryna)在乌克兰一家国际发展组织工作,她的办公室位于市中心,下班后,她有时会先走上几站地铁的路程,途经国立歌剧院和欧洲东部第二大河第聂伯河。这是她上大学时就爱走的路线,“过去每当我心情难过的时候,就会来这里走走。很治愈。”

工作后的卡特里娜依然如此——每天能在路上见到同一栋楼里的白领,即使她不认识他们,心里也觉得很熟悉。

但当离开基辅两个月后再回来,卡特里娜发现,原本熙熙攘攘的街头空旷了很多;平日灯火辉煌的歌剧院,如今因为宵禁只能白天演出,到了晚上总是门庭冷落;那些眼熟的白领也逐渐回来上班了,但因为战争爆发后油价上涨,街上多了不少骑自行车或踩着滑板车的人。

7月21日,一名女子从基辅国立歌剧院门前经过。经过三个月的歇业,歌剧院从5月22日起恢复营业。

上班时,卡特里娜时不时会收到手机发送的空袭警报。她说,有时正专注工作,警报声会扰乱思绪。该警报来自乌克兰自己研发的手机APP,是为了防止室内的人们听不到外面的警笛。“每当有空袭威胁,办公室的所有手机都会响起来,声音很大、很夸张。渐渐地,我们也不会一听到警笛就躲起来,因为早就习惯(警报)了。”

不过自7月下旬开始,基辅的警报变得频繁起来。卡特里娜记得有一天,警报从凌晨4点开始不断响起,一直到中午才结束。她向《凤凰周刊》解释道,每当有炮弹经过基辅州的领空,警报就会被拉响,直到它飞出该州,警报声才会停止。这意味着,警报响起不一定代表就会遭遇空袭,人们需要等待后再做判断。

平日里,较受空袭警报影响的是公共交通:一旦警报响起,正在运行的地铁必须停下来等待警报解除,“如果拉警报时你停在了交通方便的地方,还能换一种交通工具前往目的地,不然只能原地等待。”她算了算,平日里40分钟的路程现在可能要花上两个小时。

玛丽亚·布罗曼斯卡(MariiaBuromenska)住在基辅郊外,让她感到心里发毛的,是年仅两岁的儿子学会了“警报”这个词——最近他常常在家里走来走去,嘴里念叨着“警报、警报”。玛丽亚觉得儿子并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,她也希望儿子永远不要明白。

玛丽亚是6月下旬回到基辅的,据她观察,空袭警报平均每天有两三次,大多在夜里甚至凌晨时响起。玛丽亚告诉《凤凰周刊》,一些朋友受不了半夜被惊醒,干脆删掉了这个APP,“他们觉得,如果夜里发生空袭,即使听到警报也来不及躲,不如好好睡一觉,还戏谑说‘如果老天要我死,那就死吧’。”

今年1月,玛丽亚和丈夫买下现在住的房子。那时房子还是毛胚,需要做墙壁、地板和天花板,但硬装刚刚做好,战争就爆发了。她和丈夫带着孩子逃到临近匈牙利边境的乡下,在一间度假屋里住了四个月。

回到基辅后,她再次雇佣工人完成装修。7月时,她和家人搬进了新家。虽然橱柜仍没装好,卧室还没有门——玛丽亚定制的门要从中西部的文尼察发货,但在7月14日,这座城市遭遇了一次袭击。所以,工厂至今没能把门运出来。

玛丽亚将新房打造成了波西米亚风格。“我知道这听上去一定很蠢,战争时期,竟然还有人把所有资产拿去买房、搞装修。与此同时,电视每天播报今天又有多少人死去,随时都可能有一颗导弹落在你的街区。”她坦言。

6月下旬时,玛丽亚还在思考客厅的沙发样式,并去商场看了实物,“这种感觉很魔幻,我们好像生活在乌托邦”。但思考装修方案时,她能将思绪从现实中抽离出来。她认为自己搞装修、雇工人是在给国家经济增加活力、创造就业,“如果大家都把钱藏在枕头底下,经济就循环不起来;政府没有税收的话,国家也就没法运转”。

玛丽亚所在的地方距离被严重损毁的布查和伊尔平只有十几公里,但好在没受到太多摧残。回家后,她发现大部分的邻居和朋友都回来了。现在去公园散步,总能遇到邻居;小区的运动场上,孩子们在开心地玩耍。

玛丽亚说,基辅的郊外依然宁静而美丽,只是外围有俄军存在。“外面的人可能觉得,战争都像影视中的那样,战场一片灰暗,炮火后一切化为灰烬;或是觉得乌克兰肯定没有网络、没有通信,买不到食物。”她解释说,“但现代战争不是那样的。我们照常生活、买菜做饭,去商店购物、喝咖啡,只是随时可能会有一颗导弹落在头上。”

玛丽亚觉得,这场战争可能会持续多年,但“人生只有一次”,生活必须继续。她知道所有回来的邻居都和她一样,做好了心理准备,“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,但我会接受,因为这是我的选择”。

在自己的国土上流浪

玛丽亚是第一批离开基辅的人之一,因为她早预料到这一天的到来。

今年2月24日凌晨5时,沉睡中的玛丽亚被炮火声惊醒。一小时后,玛丽亚全家带着一只狗和两只猫,匆匆离开了基辅。她说,幸亏自己提前收拾了一些行李,包括重要证件、婴幼儿用品,还有一些药品和方便面,因为她想过预案,知道局势混乱时可能买不到食物。

2022年2月23日,战争打响的前一天,俄罗斯驻乌克兰大使馆在撤离其工作人员。

这是玛丽亚第二次“背井离乡”——于她而言,俄乌战争早在2014年就打响了。玛丽亚是来自乌东顿巴斯地区的乌克兰族,2014年时因参与反对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的运动,她的个人信息被当地亲俄人士四处传播,后者甚至威胁她和她的家人,还声称要杀死她。她意识到顿涅茨克不再是容身之所,便离开家乡来到基辅定居。

2021年底,当俄罗斯大军压境、泽连斯基和西方各国领袖接连发出战争警告的时候,她便做好了准备。“有很多人完全没准备,因为他们不肯接受这个丑恶的事实。但我知道,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”

离开家后,玛丽亚先是住进基辅州一个朋友家中,除了她一家人,还有很多人来此避难。最初几天,那栋老房子接待了超过20个人。没过几天,基辅州遭到俄军袭击,他们决定再往远处走,先在朋友亲戚家借住了一周,后来又到了西南部的边境乡下,在村子里租了一间度假屋。

和基辅相比,乡下的生活相对安全。“那里至今只有过两次炮弹袭击,听说瞄准的都是小型电站,所以没有平民受伤。”玛丽亚说。

在乡下,玛丽亚和丈夫一边远程工作,一边“对付”两岁的儿子——最近的托儿所在20公里外,每天冒风险把孩子送去显然不现实,只能自己带娃。但和其他人相比,她知道自己是幸运的:她和丈夫能远程工作,因此才有钱额外租一间度假屋。

她坦言,“我没法想象那些失去了一切、又没有积蓄的人该怎么办?我的一些朋友曾过着优渥的生活,但因为战争(这些)都消失殆尽了。”

同住在基辅的马克西姆(MaksymYali)至今没有离开首都,但他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营救——今年3月初,位于亚速海边的马里乌波尔激战正酣时,他竭尽全力远程遥控,将母亲和姐姐带出了被围困的城市。

马里乌波尔是马克西姆的老家,他的母亲和姐姐住在城市西郊。那是一片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居民区,矗立着一栋栋苏联时随处可见的赫鲁晓夫式公寓楼。这处房子是他父母在大学教书时分到的。战争爆发后,这里堪称全城最危险的地方——楼房紧挨着一片空地,俄军正是从那里向城市发起炮击。

他向《凤凰周刊》回忆,战争爆发时,他央求母亲尽快离开,却遭到拒绝——彼时基辅遭受的火力远比马里乌波尔要猛烈,没人知道后来局势会急转直下。那时让马克西姆忧心的是,母亲已是78岁高龄,还患有心脏病,连下楼都困难,一旦有空袭发生,她很难迅速转移去地下室。他只好转去一笔钱,让她多囤一些食物和水。

起初,马克西姆让外甥女卡基娅(Katya)每天去家里确认母亲的安危,但轰炸一天比一天猛烈。3月2日,俄军切断了马里乌波尔的电力和通信,外甥女一家想办法逃去了距离马里乌波尔85公里的港口城市别尔江斯克,母亲和姐姐则没了消息。

那时,马克西姆听说城里开始断粮、断水,人们只能去街上取雪、喝融化的雪水。到了3月5日,城里的天然气也被切断了——除非自己生火,否则没法做饭。

马克西姆心急如焚。他花了两周多才联系到一位家住马里乌波尔郊外的司机。但由于当地银行被俄军封锁,马克西姆辗转找到一位村民,让他帮忙向司机支付了现金。

3月23日,司机前往母亲的住处接人,却不见其踪影——邻居告诉司机,此前一段时间,母亲一直睡在被震碎的窗户下面,但夜里温度实在太低,她只好躲去朋友家。

而当司机找到她后,她却始终不肯离开。直到第二天,司机终于劝说成功,带着马克西姆的母亲和姐姐穿越封锁线和检查站,抵达别尔江斯克。那是一座同样被俄军占领的城市,好在当时没遭到攻击。

自那以后,马克西姆又花了两周才找到一位愿意帮助家人撤离的志愿者。4月初,他们从别尔江斯克出发,途经东南部小城扎波罗热,最终抵达第聂伯罗。

出于安全考虑,马克西姆提前让家人删掉了手机和电脑里与他有关的信息。马克西姆是一名国际关系学者,过去时常在欧美乃至俄罗斯的电视频道上发表政见。从别尔江斯克到扎波罗热只有200公里,她们的车却整整走了7小时。果不其然,母亲和姐姐的电子产品在检查站都被搜查了。

抵达第聂伯罗后,母亲、姐姐总算和外甥女一家团聚了。她们在外甥女租的一所房子里安顿下来。马克西姆说,那时全国上空都有导弹在飞,无论是第聂伯罗还是基辅,他想让家人们继续往西走,或者干脆去周边国家,这一建议再次被家人拒绝。毕竟,去一个新的国家生活、学一门新的语言,对78岁的母亲和56岁的姐姐来说实在太难了。

无法融入的异乡

“这是我的国家,为什么要让我走?我就要留下来。”

不是每个人都能像玛丽亚一样果断离开。战争爆发后,卡特里娜的情绪经历了过山车式的起伏,最初的几天,她感到一切都难以置信;很快她开始愤怒,却又感到无能为力。

卡特里娜之前觉得,基辅一定比外面安全,让她离不开的还有自己养的两只猫。当她看到基辅火车站里的人们不顾一切也要挤上火车的照片时,她意识到,带着猫是无论如何挤不上去的。

随着战事推进,卡特里娜听说东部城市哈尔科夫遭到猛烈轰炸,她开始担心基辅也会迎来同样的命运。就在她犹豫的时候,俄军不仅突破了基辅北郊的霍斯托梅一带,还试图从第聂伯河东岸的切尔尼戈夫州和苏梅州方向逼近基辅东郊。

两周后,卡特里娜决定乘坐朋友的车前往西部城市利沃夫。走之前,她专门收拾了一个背包,装上一大袋子猫砂和猫粮,还把两只猫安顿在猫箱。过去她带猫出远门,会提前给猫打好镇静剂,但这一次没来得及。一路上,车走走停停,窗外人流嘈杂,一只猫几乎要心肌梗塞——它窝在箱子里,胸口剧烈起伏,发出凄厉的嚎叫,卡特里娜怎么安抚都没用。她知道这是猫在陌生环境里出现的应激反应。

从基辅到利沃夫的车程通常只要8小时,这一次由于道路拥堵,加上不时要停下来接受盘查,他们花了3天才抵达。

那段时间,利沃夫成了500多万乌克兰人逃往欧洲的中转站。常住人口仅有72万人的这座城市,仅登记在册的新增暂居人口超过20万,城里能住的空房也被一抢而空。

在利沃夫的朋友家借住10天后,卡特里娜还是没能找到合适的住处。3月下旬是局势最灰暗的时候:彼时包围基辅州的激战仍在继续,西方支援的武器还没运抵,远方传来一个又一个城镇被俄军占领的消息。

尽管利沃夫相对安全,但仍属乌克兰境内,每天会响起数次空袭警报。担惊受怕的精神压力和愤怒挤压在一起,让卡特里娜没法集中注意力工作,她决定前往波兰最南端的克拉科夫。

离开基辅时,卡特里娜还穿着冬衣,抵达波兰时天气已开始回暖。离开时她没有带多余的鞋,行李里也仅有几件换洗衣物。她认为自己要不了一两周就能回家,因而打消了购物的念头。“当时我不想添加行李,而且基辅家里什么都有,为什么要买新的?”

在波兰的每一天,卡特里娜都带着这种焦虑的情绪生活,她一边工作,一边谋划着回国。但等待却没有尽头:好几个周末过去了,她还是没能走成。

当卡特里娜决定动身之际,周围的人都劝她三思——那时基辅的局势远谈不上稳定。就在她抵达前夜,基辅西边大学城一座25层高的公寓楼遭到炮击。但她还是毅然决然地要回家。

从克拉科夫前往基辅,直线车程约11个小时,当卡特里娜乘坐的巴士驶入乌克兰境内,每隔一会儿就有乘客下车,导致整体时间远比她想象的要长。

回家后,她发现周围的人“一拨又一拨”回来了:两个多月的流离失所让很多人耗尽了积蓄,她自己也不例外——在克拉科夫,因为大批乌克兰难民的拥入,当地房租翻了两倍多。她一边要支付当地昂贵的租金,一边还交着基辅的房租,自己的收入已难以为继。

和那些漂泊无定的同胞相比,在基辅某大学中文系读研的乌克兰女孩安宁要幸运不少。今年2月底,安宁和家人从基辅几经辗转来到捷克。在布拉格换了两个住处后,她得知有位法国老人愿意接收乌克兰人,一家人便从捷克前往法国图卢兹——这位独居老人曾游历非洲、南美洲和东南亚,家里有两个空房可以住人。

安宁说,那位法国老人特别善良,即使语言不通,也会帮她家人搞定各种生活琐事,“他说,我们想在他家住多久就住多久”。相比之下,随着战争持续,她听说一些在法国避难的乌克兰人被房东暗示“赶紧走”,也有当地人抱怨“廉价的乌克兰工人”抢了自己的工作。

即便如此,安宁依然不习惯图卢兹的生活:她不会说法语,因此无法和当地人沟通;办事流程繁琐,看病等待太久,饮食也不习惯。

6月下旬,安宁决定一个人提前回国。她从图卢兹飞到波兰的克拉科夫,随后乘坐大巴穿过波乌边境。在大巴上,安宁发现自己不是唯一不适应西欧生活的人。邻座的乌克兰女士此前在德国避难,她向安宁抱怨在德国生活的种种不便:因为不了解当地法律,她把10岁的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,导致孩子被照护机构带走;她既不会德语,英语也不好,找工作、给孩子找学校都不是易事,无奈只好回家。

安宁遇到的那位女士并非个例。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,截至今年8月9日,超过632万乌克兰人在欧洲登记为难民。该机构7月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,90%的乌克兰难民是妇女和儿童,其中40%在现金流、就业或住宿上有困难——青壮年男性由于征兵规定不得离开乌克兰,带孩子的母亲们不得不独自承担整个家庭的责任。

目前暂居德国东部莱比锡的IT工程师安娜(Anna)就是其中之一。安娜告诉《凤凰周刊》,她的职业让她和女儿生活无虞,但对其他人来说,在德国融入的最大障碍是语言,尤其如果连英语都不会,可能难以找到比美容师、厨师等更体面的工作。她去过一次劳务市场,却发现那里给乌克兰女性准备的工作大多是照顾老人的护工。

今年春天来到莱比锡后,安娜用了一个月时间为女儿搞定了当地小学的入学名额。她原本想等女儿放暑假时带她回国,但就在6月底,通往她家乡中部小城切尔卡瑟的一座大桥遭遇炮击,导致1人死亡。

收到丈夫发来的消息后,安娜决定推迟回国的计划,接着开始申请当地住房。但德国政府的办事效率实在令人汗颜,她申请的租房合同等了整整一个月都没批下来。对于未来,安娜说,“情况还不太明朗,希望秋天能回家吧。”

安娜在莱比锡的暂住处做了乌克兰的红菜汤,还种了一盆薄荷。安娜说,夏天女儿用薄荷叶子冻了冰块。

悬而未决的生活

卡特里娜4月底返回基辅时,从日托米尔斯卡州前往基辅的高速路段已经重回乌军的控制之下。沿途的村庄,不少民房、医院都被炮火摧毁,这也是她第一次直观感受到战争带来的残酷。

回到基辅的家中,卡特里娜试着点了一份常点的比萨,欣喜发现餐厅和外卖员均已复工。第二天,她去了一家熟识的酒吧,发现它恢复营业已有一周,连菜单都没变。她笑称,“能点到比萨和去酒吧,这两件事让我感到‘真的回家了’。”

在酒吧里,卡特里娜听老板讲述了战争期间的“壮举”——酒吧老板作为志愿者,不但给周边的医院和军队提供免费餐食,还用酒吧的地下室收容了员工的亲友、宠物和周边居民,据悉有50多个人在地下室住了45天。

卡特里娜相信,战争中所有乌克兰人都经历了同一个过程:从难以置信到不知所措,从愤怒恐惧到接受现实,最后化为动力,那就是想为别人做些什么——在利沃夫时,卡特里娜也曾在一家非政府组织(NGO)做志愿者,为其他难民拣选、分发食品、衣物、玩具等人道主义物资。

她回忆说,当时她的加入让团队其他同事们很惊讶,因为她是唯一一个基辅人,“他们问我,你是基辅来的,不应该等着领救济吗?我说,我什么都不缺,来帮帮大家,我心里才能好受些。”

卡特里娜还整理了一个急救包,包里装着几件衣服、急救用品和一些食物。她坦言,经历了过去几个月,她发现日常生活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物品,“只要人活着,工作可以再找,钱可以再挣,但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”。

最明显的变化,她舍弃了以往追求精致的生活方式——以前她爱穿小裙子、高跟鞋,时刻保持优雅白领的样子,但现在每天都只穿舒服的鞋子出门。战争爆发以来,同一双球鞋她已经穿了5个月。“我保持着‘随时要跑’的状态,万一又发生什么呢?”卡特里娜说,自己还学会了活在当下,“我只计划今天和明天要做什么,不去想太长远的事情”。

也有人下决心抵抗这种不确定性。今年前五个月,基辅州的婚姻登记数达到了创纪录的9120对,几乎是去年同期的9倍。7月下旬的一天,《欧洲新闻》在基辅一个婚姻登记处得知,有40对年轻人当天喜结连理,其中一对年轻夫妇说,两人曾经模糊的结婚念头在经历了巨大动荡后变得清晰起来。登记后,年仅25岁的新郎便启程去前线参战了,新娘更是只有22岁。

“在战争期间,结婚是最勇敢也最困难的一步,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,那不如现在就结婚吧。”夫妇俩说。

回家,回家

随着战争的持续,玛丽亚曾经的移民想法也烟消云散。

玛丽亚热爱旅行——高中时她曾作为交换生在美国求学一年,从那时起她便体会到“生活在别处”的乐趣。成年后满世界旅行的感觉更让她感到上瘾,“我喜欢在不一样的地方生活、结识不同的人。”但这不妨碍她认为乌克兰是“世界最好的国家”。她连用6个词来形容祖国——一个“了不起、伟大、进步、现代化、安全且美丽”的国度。

“我愿为了乌克兰献出生命。但我知道,每个人的爱国程度不一样,我年幼的儿子是否也要经历这一切呢?”为了家人,玛丽亚想过带着儿子和父母远走加拿大——按照规定,战时她的丈夫不得离境,但她知道,只要忍受一年的骨肉分离之苦,就能和丈夫团聚。

“但现在我意识到,去了加拿大一定不会开心。”玛丽亚说,比起加拿大的免费教育和医疗等所谓“福利”,她更在乎的是“归属感”,“我再也没想过离开的事”。

在被战争洪流席卷的上千万人中,像玛丽亚、卡特里娜和安宁这样能回家的人仍是少数。根据联合国难民署7月13日发布的调查,16%尚留在周边国家的乌克兰人打算回国,但大部分人没想好何时动身,少数人只希望回家探亲,或是帮助亲属离开——这意味着,现在还不能对难民的返乡趋势下定论。而在过去一个月,仍有近200万人离开乌克兰。

该调查发布三天后,几枚巡航导弹袭击了第聂伯罗一座航天工厂和附近的街道,造成3人死亡、10余人受伤。

8月9日,第聂伯罗市,一个小贩坐在街边,旁边是用沙袋搭建的掩体。

“因为这样,在第聂伯罗生活了三个多月的外甥女一家决定带着孩子们去波兰。”马克西姆说,“孩子们被吓到了。”但他的母亲依然渴望回家:她想回家遛狗,见她从小就认识、至今还健在的朋友们。

马克西姆听说,在马里乌波尔,邻居家的楼房被一颗炮弹击穿,一直打到地下室,他小时候居住的街区更是“整个被抹去”;城里状况依然糟糕,只有一些地区恢复了水电,人们要排队几小时去领饮用水和食品;更何况,一旦回到马里乌波尔,公共交通只能通往俄罗斯和俄军占领区域。

马克西姆说,最近有一阵子没听母亲提起回家的事,“因为她知道我的答案。她只会偷偷和我姐姐说”。

马克西姆的手机里存有两张母亲的照片:一张摄于一年前的生日,那时的母亲妆容优雅,金色头发还精心烫了卷;另一张摄于今年逃离马里乌波尔后,母亲当时遭受了严重的精神创伤,仿佛一夜之间老了15岁。

对马克西姆来说,如今唯一的好消息是——当外甥女一家前往波兰后,第聂伯罗的公寓会空出一个房间。这意味着时隔近6个月,他终于能见到母亲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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