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面重开?足球报:异地搬迁、股权转让政策倾向全面重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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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足球报报道,执行了七年之久的禁止异地搬迁、股权转让的规定在2024赛季会有重大变化,足协内部的相关研讨倾向于全面重开。
重新开放异地搬迁、转让政策将会给中国足球带来什么影响?带着诸多疑问,本报记者近日与一些业内人士进行多方探讨,从他们的一些说法中受到一些启迪,其中有一位投资人说:“非常时期,非常决定,有时候不能只从体育的视角去看某些足球行业的政策,跳出足球看足球也许能看到更多。”
在2023赛季结束后,中国足协进行赛季年终总结时发现,中超主场上座率最高的几支球队有一个普遍的共性——球队与主场所在城市羁绊很深,球队的建立、发展与城市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纵横交错的关系,有着很强烈的本土文化认同感,因此,当球队遭遇重大生存危机的时候,往往能收到来自政府和企业主动伸出的援手,从而度过危机。
这几支上座率较好的球队包括北京国安、上海申花、山东泰山、成都蓉城和天津津门虎。当中,成都蓉城是一支球队建队历史较短的新军,但是因为这支成都队是从中冠时期就从本土起步,一路走向中超,在球迷的见证下一路成长起来。其余四支队伍可以说都是中超的老牌球队,其中北京国安的主场平均上座率冠绝中超,而山东泰山的客场球迷上座率是中超第一,上海申花在近十年内遭遇了两次重大危机,但每次都能获得来自上海市政府的大力协助从而化险为夷。天津津门虎队在走过了那段差点消失的岁月后,如今也重新焕发了光彩,本年度主场上座率也排在中超前列。
除此之外,还有河南队也保持了一定程度的主场上座率,而这些球队之所以能够顽强地活下来,究其原因,与他们自身根植于城市的模式分不开,让自身成为其城市力量的代表之一,也构建了城市居民的精神家园。
相较之下,一些频繁变换主场的“流浪球队”在建立城市认同感方面面临一些困境。这或许不仅仅是足球层面的问题,也可能涉及到城市经济、文化和政治等多个层面。因此,真正发展好足球联赛,可能需要一些调整和思考。减少为了套取城市利益而频繁变换主场的“流浪球队”,或许是一个方向。这并不是一味排斥资本的问题,而是强调资本在足球发展中的适当角色,更多地服务于球队的根基建设和城市认同感的构建。
希望变换注册地、进行股权转让的队伍目前并不多,其中在中超层面,目前意愿最强烈的是升班马四川九牛,在中甲层面,也有个别球队想要进行股权转让和异地搬迁,从而解决球队的生存问题。
在国家体育局和中国足协的共同考虑下,重新开放异地搬迁政策也不是没有原则的,是有着更深层面的考虑。四川九牛若要完成这次迁移,必须要获得以下几个部门的书面认同文件:转出地的体育局同意转出的、盖有公章的文件,同意转入地体育局和市政府主要领导同意接受转入的文件,以及转入后能够提供哪些长期稳定的保障条件,使得俱乐部至少能在一定年限内(最低也应该是五年)有稳定发展的可能。如果不能拿到这些文件,这次迁移可能会失败。
四川九牛俱乐部的真正持有者是城市集团(CFG),在资深球迷中有很大名气,他们同时也是曼城俱乐部的大股东。但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,其实曾经拿下中超80亿版权的华人文化也是城市集团的股东之一,同时,城市集团背靠的阿联酋财团ADUG,与中国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对于中国而言,阿联酋是我国在阿拉伯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,在中国足球陷入困境的当下,城市集团没有选择退出而是继续坚持,并且希望在中国建立同其他国家一样的一支长期扶持的俱乐部,将一些先进的足球理念带给中国,并且有意帮助中国职业足球加强与欧美高水平球队的沟通和交流。城市集团在收购四川九牛股份的时候,ADUG旗下的阿提哈德航空也开通了从成都到阿布扎比的航线。尽管如今由于疫情的影响,这条航线停飞后还没有开启,但是在北京、上海和广州还有阿提哈德航空的航线保留着。
2023年的12月14日,一家名为深城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正式注册成立,其法人代表与现在的四川九牛俱乐部的法人代表为同一人——汤锡刚。也许在不久的将来,四川九牛会变为深圳九牛或者别的名字,股权也会发生变更,深圳能够提供给俱乐部的资源也要远胜于其他城市。这对于刚刚失去一支中超球队的深圳市来说,甚至对于广东足球来说,九牛的到来都能填补刚出现的职业足球的一块空白,也被视作一件好事。
重新开放球队的异地搬迁政策,对于中国足球的长远来说会有怎样的效果与影响?这就要看中国足协的政策如何引导、当地地方政府如何把关了。所有投资职业足球的资本都是逐利的,对于还处于发展过程中的中国职业联赛而言,一方面要欢迎资本,另一方面又不能让足球被资本绑架,成为资本套取利益的傀儡。因此在合作的最初,就要充分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,以确保中国足球长期可持续发展。
中国足协需要制定明确的政策,引导资本足球充分考虑俱乐部的长远利益,而不仅仅是眼前的经济回报。同时,球队所在的地方政府在监管中也需要履行职责,确保资本投入不仅促进联赛水平的提升,还要推动青训、基层足球的全面发展。只有通过协同合作,才能实现足球事业在经济效益和运动水平上的双赢,避免让足球成为纯粹的商业项目,而是真正服务于中国足球事业的健康成长。
同时,也要充分吸取前车之鉴,就是在一家俱乐部还没有深厚的群众基础、存在感还不够强的时候,要保证一些政策实施的连续性,不能因政府的人事变动而废弃当初的足球政策,这点沧州雄狮就吃了一个大亏,之前谈好的条件因为相关机构换人,就很难再继续执行了,从而让俱乐部陷入了巨大的生存危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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